清荷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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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三年。

“锦岁制衣”从两台缝纫机，扩大到了二十台。

我租下了镇上一栋两层的小楼——一楼是生产车间，二楼是办公室和宿舍。

厂里雇了十八个女工，拿下了县百货大楼全年的成衣订单。

发工资这天，我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陆铮面前：“这是你这三年的工资，加上分红。”

陆铮把信封推了回来：“先投在厂里，买新机器。”

我皱起眉头：“陆铮，你不能总这样，你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。”

他不说话。

我拉开抽屉——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三十几个布包。

三年来，他挂在门把手上的账本和钱。每一个布包上，都用针线缝着三个字：“方锦岁”。

我数过。送水、修门、记账、挂包……这三年，他叫过我一千多次名字。每一次都清晰、准确、郑重其事。

而陈衍年，结婚两年，叫对我名字的次数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

“陆铮，”我忽然问他，“你为什么要跟来？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“那天晚上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走？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然后他说：“你受伤那天晚上，我背你去医务室。你趴在我背上，迷迷糊糊的，一直喊疼。你没喊别人，也没喊陈衍年。你就一直喊，疼，疼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那时候我就想，以后你要是再疼，我得在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窗外传来工人们下班的谈笑声。
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那张常年风吹日晒的脸上。

他忽然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停住。背对着我说：“方锦岁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跟着你，也有私心。”

“什么私心？”

他没回头：“说出来，怕你不敢再用我。”

说完他就走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想了很久。

一九九四年春天的一个傍晚。

工人们都下班了。我坐在办公室里核对季度的账目。

陆铮送完最后一批货回来，站在办公桌前报账。

报完账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。他就站在那里，像一棵笔挺的松树。

“方锦岁。”他突然开口——没有加“同志”两个字。

我停下笔，抬头看他。

他那张常年风吹日晒的脸，此刻憋得通红。

两只手紧紧贴在裤缝两侧，标准的军姿。

“锦绣年华的锦。岁岁平安的岁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，“这个名字，我叫了三年。我想……一直叫下去。”

没有花言巧语。

没有海誓山盟。

我看着他。

看着他那条因为背我而落下旧伤的腿，看着他为了这个厂子熬红的双眼。

我笑了。

“行。”

只有一个字。

陆铮猛地愣住了。

随即，他的眼睛亮得像夜空里的星星。

他转身大步往外走——一重一轻的脚步声，比平时快了许多，透着掩饰不住的狂喜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住，回过头来：“那个……我那个私心，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我低下头继续看账本：“不用知道。反正你会一直叫我的名字。”

他没说话。但我听见他在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