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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美国前,我回了一趟高中母校。
物理老师还记得我,拉着我说了半天。
“林峰,你现在可是学校的骄傲了!校长说要把你照片挂荣誉墙上!”
“老师。”我问,“如果当年我被顶替后,一蹶不振,现在会怎样?”
老师愣了一下,然后认真想了想。
“可能就在普通大学混日子吧。”他说,“但我知道你不会。你从小就倔,认准的事,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”
我笑了。
是啊,我倔。
倔到被除名也不放弃,倔到没人支持也要自己组队,倔到用最差的设备做出最好的研究。
这份倔,是那些关系户永远学不会的。
麻省理工的第一年,我在《自然》子刊上发了第一篇论文。
导师是个犹太老头,严厉但公正。他说:“我看过你的课题,很有创意。但在这里,过去的荣耀归零,你得重新证明自己。”
我点头。
我习惯了。
从十八岁那年,被踢出集训队开始,我就一直在重新证明自己。
证明给那些否定我的人看,证明给那些帮过我的人看,但最重要的,是证明给我自己看。
我可以。
论文发表那天,我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。
发件人是周浩然。
“林峰,恭喜你。我在新闻上看到你的消息了。你说得对,靠别人给的东西,撑不了一辈子。我现在在社区大学重修基础课,从大一物理开始。这次,我想自己试试。”
我看了很久,然后回复:
“加油。”
只有两个字。
不热情,但也不冷漠。
有些伤害无法抹去,但人总要往前走。
博士第三年,我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
在会上,我遇到了当初奥赛国家队的教练,姓吴。
他主动过来打招呼。
“林峰,好久不见。”
“吴教练。”
“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”他说,“其实当年,我极力反对把你除名。你是那届最好的苗子,我看得出来。”
“但您还是同意了。”
“我”他苦笑,“我有我的难处。学校领导施压,教育厅打招呼,我一个小教练,能怎么办?”
我没说话。
“但后来我很后悔。”他看着我说,“尤其是看到你拿金牌的时候。我想,如果当初你留在队里,可能奥赛金牌也是你的,而且你会少走很多弯路。”
“吴教练。”我说,“弯路有弯路的意义。”
“什么意义?”
“如果我一帆风顺进了国家队,拿了奥赛金牌,保送清北,直博——那我可能永远不知道,人在绝境里能爆发出多大能量。”我说,“我也不知道,真正的科研不是靠别人喂资源,而是自己找路。”
他若有所思。
“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?”
“凝聚态物理里的拓扑相变。”我说,“和当年竞赛完全不同的领域,但我很喜欢。”
“为什么选这个?”
“因为难。”我笑了,“越难,越有意思。”
他也笑了:“你还是那么倔。”
是啊,我还是那么倔。
这份倔,让我失去了一个位置,但又赢得了整个世界。